环球焦点！此生难忘旧青毡——纪念我的祖父唐佐礼先生（节选）

祖父1921年6月23日出生于天津，但天津却并非我家的祖籍。以前听祖父讲，我家原籍本在江西，到我的高祖唐公衡甫那里，因为到四川做盐知事的缘故，又举家迁居成都。我的高祖有三子，长子唐公融斋，即我的曾祖父。曾祖父行历，我所知甚少，只知道曾祖少年聪敏，曾经考中清末四川省的出洋留学生，但由于当时盛行地方保护主义，曾祖的江西里籍受到排挤，最终与这一名额失之交臂。后来，曾祖调到天津铁路部门工作，这才开始在天津定居。民国初年，铁路相关行业尚属新鲜事物，非常吃香，曾祖也常常忙于酒席应酬，最终不幸因突发胃出血英年早逝。后来祖父兄妹三人一生不沾烟酒，说是曾祖母自小训诫，就是因为有曾祖的前车教训。

【资料图】

曾祖的猝然离世，使我家与四川老家也失去了联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接续，然没有多久又因意外中断。祖父对此始终念念不忘，直到2010年秋，我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带着祖父告诉我的信息，几经访查，总算找到了祖父的两位堂弟，即我曾祖二弟的孩子。一位唐佐辉先生，毕业于四川江安国立剧专，四川省话剧团退休，暮年活跃于银屏。另一位唐佐国先生，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到成都理工大学工作，亦已退休。祖父与这两位堂弟从未见过，但不管怎么说，能够恢复与老家的联系，也算了却祖父一桩心愿。

曾祖去世时，祖父刚刚两岁，我的祖姑还尚在曾祖母腹中，曾祖母一介妇道，从此独立养育五个幼子（祖父行三，上有一姐一兄，下有二妹，大姐、四妹幼年夭折，兄唐公佐隆，2010年8月逝世，小妹唐佐佩，2010年11月逝世），其中艰难，自不待言。曾祖去世后，家境急转而下，曾祖母本人又无收入来源，仅靠积蓄显然不能如往日一般开销。听已故伯祖父讲，早先祖父一家曾几次迁居，很可能是因为经济紧张不够维持用度的缘故。我后来翻阅祖父履历，发现在1926—1933年读小学期间，学校就换了三次（1926—1933年，河北省省立女师学院肄业。1928年8月—1929年7月，天津市税存小学肄业。1929年8月—1933年7月，天津市觉民小学毕业），其中不易，可想而知。

徐世章先生

当时曾祖母的几个姐妹其中特别是曾祖母大姐家也时常接济我家，曾祖母大姐杨立贤的丈夫徐世章（端甫）先生，是民国总统徐世昌的堂弟，曾任民国交通部次长、交通银行副总裁等要职，离任后寓居天津，是当时津门著名的房地产商和收藏家。

不过曾祖母却是一位自尊极强的女性，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努力过活，因此只接受满足基本生活用度的帮助，从来不向自己姐妹提出更高的要求。曾祖母教导子女也是同样，要求子女学会自立，不把希望寄于他人。曾祖母的这一训教也深深影响到祖父，祖父在耀华中学读书时，徐世章先生正是耀华中学的董事，但祖父绝口不提与徐氏的这一层关系，最终还是凭借自己的努力保送入燕京大学。

祖父一家（二排中立者为祖父）

祖父兄妹三人，都有读书的天分，但由于家境贫困，曾祖母无力支撑三名子女读书，最后决定供成绩最突出的祖父。我的伯祖父为此也做出牺牲，高中毕业即出外工作，利用开支补贴家用以及供二弟上学。而祖父也没有辜负家里的期望，读书勤奋刻苦，几乎门门功课都是第一。以前我读初中，成绩不很理想，每次去天津，我已故的祖姑都会给我讲祖父少年读书的故事，以此激励我的斗志。现在依稀记得祖姑讲祖父读中学时，每日作业负担也是极大，祖父不堪忍受时甚至会大哭一场，然而哭过之后仍然咬牙完成，即使不睡觉也绝不拖欠任务。

1936年天津市初中毕业会考，祖父最终考出了数理化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此事在当时还有不小影响，考试结果不但在天津市政府的报纸上刊布，祖父也拿到了市政府奖励的十块大洋以及两袋白面、五十斤大米，这在当时算是不小的数目，祖父得到的奖励也贴补了一段时间的家用。有关祖父会考得第一名的事情，中间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小插曲。大约两年前，我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利用“读秀”学术搜索引擎无意中搜索到一份有关部门于1936年8月20日致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天津分会的公牍，内容是上报民国二十四年度中学毕业会考高初中考生数理化成绩前五名考生的信息，准备发放奖金奖品并请求核办。公牍中特别提到初中第一、第二名考生即祖父以及一位叫杨其淦的名字，称两位考生数理化平均分数相同，最后根据会考各科的总平均分，祖父成绩仍高出第二名，也因此确定祖父为第一名。后来我将此事讲给祖父听，祖父也认为有趣。

祖父1944年北京大学工学院毕业照

1939年，祖父保送进入燕京大学工预物理系读书，在燕园度过了两年多难以忘怀的时光。不过祖父不善言语，很少跟我讲当年在学校里的事情，所知不多的一些基本上都是在谈论某事时顺便提及的。譬如祖父讲当时在学校里，学生中分“长衫党”与“西服党”，“西服党”多为富家子弟，“长衫党”则要相对清寒。祖父以“长衫党”自居，自称：“穿长衫的比得上穿西服的”。心无旁骛，发奋苦学。

燕京大学的“长衫党”与“西服党”

又比如祖父曾经讲体育系的老师不知从哪里探得他工于书法，有一次请他誊写“未名湖冰场守则”以镌刻上板。不过木板尚未完成，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占领燕园，此事也就作罢。祖父还讲过他同宿舍曾经有一位“神奇”室友，几乎从不上课，终日梦想发明出计算机，每晚熄灯休息后都点灯在宿舍“施工”，发出声响不说，还时常有电闪火花出来，搞的其他人无法入睡。此人后被大家举报换了宿舍，后来又因挂科太多被学校劝退。祖父说他六十年代在某地还遇到过这位同学，似乎是给某军事单位开车，已经没有了发明电脑的念头，人倒是依旧开朗乐观。我也曾经问过祖父在燕京修过的课程，文科的课程，只记得修过历史系齐思和先生的课，至于理工类课程，不少都是外国教员所开。几年前，我收拾家中地下室内的旧物，翻出一箱祖父在燕京读书时的笔记作业，当看到那一页页已经泛黄的精密制图以及流畅的外文笔记时，始信那一时代的大学生，实在不是今天所能达到的。

祖父读大学的年代，正值抗日战争。当时北大、清华的主体都已南迁，一时间，燕京就成为了沦陷区内人们最为向往的高等学府，在战争的非常状态下，坚守着学术的自由与自身精神的相对独立。2006年，燕大校友会编辑出版“燕京大学1937—1941年纪念刊”，特别使用《孤岛绿洲》作为标题，确为贴切之形容。

《孤岛绿洲》燕京大学1937-1941年纪念刊

当时的大学教育尚属精英教育，学生人数也极为有限。据统计，燕京大学自1919年成立至1952年被撤销的三十三年中，学生总数仅9355人（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二辑）所附刘美德整编“燕京大学学生名录”）。因此当时的大学虽分院系，却不分班，同年入学者便算同学。而祖父所在的1939级，恰好是燕京在“孤岛时期”人数最少的一届。祖父的同学，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焘先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经编印过一份燕京三九级同学录，当时确知下落者，已然不多。

祖父1941年与同学游香山（二排左一为祖父，三排左四为韩学通）

听祖父讲，在1939级的同学里，有三位同他比较要好，分别是朱国璋、杨逢滨和韩学通。朱国璋先生读的是化学系，祖父称其为“老面朱”。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当日，日军就占领了燕园。学生于12月9日被限令离校，日本兵在西校门把守，逐个检查学生所带物品，搜身后放行。而祖父从燕京搬出去当晚就是住在朱国璋在北京的家中。后来朱国璋去天津教中学，直至抗战胜利燕大复校，才回校继续完成学业，1948年毕业后又被系主任蔡镏生先生留下做研究生、助教。后来到了教育部高教司工作。1997年6月逝世。至于杨逢滨先生，自毕业以后便无甚联系，只知道好像去了台湾。不过祖父却一直记挂着他，曾经多次让我查访杨的下落，可惜一直没能查到。韩学通先生应该算是祖父最要好的朋友，两人在耀华时就是同学，1939年又同时进入燕京物理系读书。燕京停办后，两人又于1942年转入北京大学土木工程系，在简陋的端王府里继续完成学业。1944年毕业后，韩学通被分配到沧州市第十三化工建筑公司，而祖父则是不断辗转调动，居无定所，两人也失去了联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祖父去承德休养，恰从他人口中得知韩下落，这才恢复通信。有一次，我整理祖父书简，发现一通韩先生写给祖父的信，有一句话至今记得。函称：“我们两个人从相识到现在，已有一个甲子了。我们毕业于同一中学，同时考入燕大，又同时转入北大，之后近四十年没有联系，如今恢复，真是难得！”祖父也曾说他与韩学通是四十年考验出的朋友。然而两人始终没有更进一步的交际，只是到后来家中装电话之后，偶尔互通电话而已。就这样，直到2006年，韩先生去世，祖父接到消息后，虽然表现平静，但我从其骤增的血压值中就能感受到其内心的波澜。放眼当下，到处充斥着酒肉与利益之交，以致于我们对“朋友”的概念也变得模糊。祖父这种平淡若水的君子之交，在当代社会，尤显可贵。

祖父于苏联莫斯科

与那些掷地有声的校友相比，祖父绝算不上知名。终其一生，也未能深造并从事专一研究工作，这也是特定的境遇与时代所造成。祖父1944年毕业后即到天津铁路局天津工务段实习，直到1985年在唐山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离休，为这个国家整整奉献了四十年。这期间，辗转调动多地，虽然岗位大多平凡，但祖父也都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我也特别愿意在此表出。1948年9月—1954年9月，祖父任唐山开滦矿务局工程师，参与矿区地形图的测绘及重点工程测量。同时支援京西、峰峰、焦作三个矿区地形测量，为矿区的开发建设提供基础资料。此外祖父还参加了唐山飞机场、林西、唐山胡各庄、唐家庄四个生产矿井新建风井工程的测量工作。

祖父在开滦矿务局与学生合影（前排左三为祖父）

1954年10月—1955年5月，祖父在中央燃料工业部干部学校进修俄语，并在次年6月，由燃料工业部派遣，作为中方专家代表，赴苏联顿巴斯斯大林建井公司实习选煤厂及矿井地面建筑施工一年。1956年9月，祖父归国后，调北京煤炭洗选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任工程师、研究组组长。1957年10月—1960年5月，祖父在峰峰基建局马头洗选厂工程处负责土建工程技术。马头洗选厂年处理原煤200万吨，是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之一，祖父在马头期间，作为唯一一位通俄语的中国工程师，与苏联专家密切配合，大胆革新，高速、优质地完成了建厂任务，最终该厂于1959年9月建成投产。祖父一直收存着一份1958年11月8日的《邯郸日报》，上面有他撰写的《苏联专家顾尔斯基同志》，是对那个特殊时代的回忆。

祖父与中苏专家(右一为祖父)

马头洗选厂建成后，祖父参加了邯郸洗选厂的移交生产工作。在1960年初，又被借调参加邯郸市委及市人委办公大楼的设计工作。1960年6月—1965年5月，祖父在河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任工程师、设计组组长，负责当时河北全省各煤矿在建矿井的设计审查工作，其中最大的项目是开滦范各庄矿。1965年为支援三线建设，祖父调至贵州省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参加六盘水煤炭基地的建设工作，先后任贵州省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工程师、贵州省六盘水地区革委煤炭工程师、贵州省盘江矿务局工程师，负责质量安全监察、土建工程管理及矿山测量等工作。在祖父离开贵州时，该基地的六枝、水城、盘江三个矿区已基本建成转入生产。当时的贵州，环境比现在要恶劣得多，加之三线建设之秘密性，祖父的工作条件可以说异常艰苦。我曾经看到过祖父在贵州时期的工作证，上面显示的单位是“大华农厂”，也可见对外保密之严格。祖父在贵州，整整呆了十二年之久。我小时候，祖父给我讲王阳明的《瘗旅文》，那是王守仁被贬贵州龙场驿时所作。最后有一段歌辞，我至今能背：

“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还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达观随寓兮，奚必予宫。魂兮魂兮，无悲以恫。”

祖父诵读此文时，于此段尤为动情，我现在回想，一定有其个人情感掺杂其中。

祖父在唐山市建设规划设计指挥部绘图

1976年7月28日，唐山市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当时我的祖母以及家人都在唐山，祖父也在震中痛失一子。地震发生后，祖父立即申请调回唐山，并在铁路恢复之后的第一时间赶回。1977年7月，祖父担任唐山市建设规划设计指挥部高级工程师组长，长达六年。1983年11月—1985年4月，又任唐山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高级工程师，参加唐山市震后重建总体规划的编制、各区详细规划的编制，以及规划管理工作。1985年，因身体原因，祖父在唐山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离休。

唐家山规划小组合影（前排左二为祖父）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a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是祖父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祖父一生的行历，可以说是对这九个字最好的践行。祖父虽然没有名垂青史的惊人成就，也没有流芳百世的卓越事迹，但是却在自己最宝贵的年华里，利用自己所学，为这个国家和社会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案：2016年5月29日，先祖父因病逝世，享年九十六岁。本文完成于2016年10月11日，原刊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传记文学》2017年第8期，编辑对原文部分词句做了技术处理，今据原稿。因全文较长，仅节选前半涉及先祖父事功部分发布。文中称“祖父的同学，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焘先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经编印过一份燕京三九级同学录，当时确知下落者，已然不多”，此份同学录我后于家中检出，题作《燕大39学号同学已知下落者名单》，是张瑾先生在1992年2月整理，并云：“到92年2月止，男同学已知下落者96人，不知下落者104人，女同学已知下落者42人，不知下落者54人”。最初写作时记忆有误，专此更正。

作者简介：唐雪康，1992年生，籍贯天津，燕京大学39级工预物理系校友唐佐礼（燕大学号：39167）之孙。曾就读于四川大学、台湾大学、复旦大学，202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专业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现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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